一、法律框架：高门槛准入与专业化要求
香港《稳定币条例》通过设立多重资质壁垒，将个人排除在稳定币发行主体之外，其法律依据与政策意图体现在以下层面：
- 实缴资本与财务资源要求
根据《稳定币发行人发牌制度摘要说明》，申请人须为香港注册法团或认可机构，并需具备不少于2500万港元的实缴股本。这一门槛远超个人财务能力范围。例如，渣打银行（香港）、蚂蚁国际等机构因具备资本实力与全球合规经验，成为首批潜在持牌方，而个人申请者因无法满足资本要求被直接排除。 - 公司治理与专业化运营
条例要求申请人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，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、风险管理部门及内部控体系。个人申请者缺乏组织化运营能力，难以满足“三道防线”（业务部门、风险管理部门、内部审计部门）的合规要求。此外，持牌机构的高级管理层及主要人员须常驻香港，并接受金管局的面谈审查，进一步凸显对机构化运作的强调。 - 储备资产管理与破产隔离
稳定币的价值稳定依赖于储备资产的全额支持与独立托管。根据《持牌稳定币发行人监管指引》，储备资产须由现金、短期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构成，并实现与发行人自有资产的法律隔离。个人申请者既无法独立托管大规模储备资产，也难以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托管安排（如通过持牌银行或信托公司），存在资产挪用风险。
二、风险控制：系统性风险与个体脆弱性
稳定币作为连接传统金融与数字生态的关键基础设施，其风险特征决定了个人申请者的不可行性：
- 系统性风险传导
稳定币的跨境流转能力可能成为资金绕开资本管制的“合规通道”。若允许个人发行稳定币，可能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，干扰货币政策传导。例如，央行金融稳定局模拟测算显示，私营稳定币三年内可能形成数万亿元规模的“体外循环”资金，严重威胁金融稳定。香港金管局通过限制持牌主体为机构，从源头遏制系统性风险扩散。 - 技术安全与操作风险
稳定币的发行依赖区块链、智能合约等复杂技术。个人申请者缺乏技术实力应对链上攻击、私钥管理等风险。例如，2023年某算法稳定币因智能合约漏洞导致价格脱锚，暴露了技术薄弱的致命缺陷。香港要求持牌机构建立智能合约审计、交易监控等技术风险管理体系，个人难以达到此类标准。 - 反洗钱与合规风险
稳定币的匿名性特征使其成为洗钱工具的高风险领域。香港《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》要求持牌机构实施严格的KYC程序，包括核实用户身份、监控交易行为、屏蔽受限地区访问等。个人申请者既无资源建立合规系统，也难以持续监控全球用户交易，易成为非法资金流转的温床。
三、市场生态：公平竞争与长期发展
香港稳定币监管框架的设计，旨在构建公平、有序的市场生态，个人申请者的缺席是这一目标的必然结果：
- 避免市场过度分散
若允许个人发行稳定币，可能导致市场碎片化，增加监管成本与用户选择难度。香港通过限制持牌数量（初期仅发数张牌照），推动资源向具备技术、场景与合规能力的机构集中。例如，京东币链科技、蚂蚁国际等机构因拥有跨境支付、供应链金融等场景，成为首批牌照有力竞争者。 - 促进现实资产代币化（RWA）发展
RWA被视为连接传统金融与数字生态的核心桥梁。香港《稳定币条例》明确支持稳定币用于跨境贸易、供应链金融及RWA计价结算等领域。个人申请者缺乏对接实体经济的能力，而机构持牌方可通过代币化债券、黄金等资产，为市场提供稳定收益来源。例如，维塔金（VitaKing）通过锚定2000亿美元金矿资源发行稳定币，展现了机构化运作的合规优势。 - 维护国际金融中心地位
香港通过高门槛监管框架，吸引全球合规资金与技术资源，巩固其作为“合规沙盒”的角色。若允许个人发行稳定币，可能引发监管套利、货币替代等国际风险，损害香港金融市场的公信力。央行国际司报告明确指出：“人民币稳定币必须纳入国家金融战略总体设计”，个人申请者难以承担此类战略使命。
四、结论：监管理性与市场成熟的双重选择
香港禁止个人申请稳定币发行牌照，是监管机构在平衡创新与风险后的理性决策。从法律框架看，高门槛准入确保了发行主体的资本实力与合规能力；从风险控制看，系统性风险、技术安全与反洗钱需求排除了个人参与的可行性；从市场生态看，机构化运作促进了公平竞争与RWA发展。未来，随着首批牌照的发放与“数字港元+稳定币”混合支付体系的构建，香港有望在全球稳定币监管中树立标杆，而个人申请者的缺席，实则是市场成熟与监管精准的必然结果。
